總的說來，自傳文學在德國的興起與發展與歐洲其他國家的情況相似，也是以資產階級作為新生階級的覺醒為前提的。雖然受到諸侯割據局面的制約，德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長期落后于意大利、法國等其他歐洲國家，但到了16世紀，“隨著市民階層和城市的社會與經濟地位的上升，他們很快成了自我管理的載體，成了帝國和國家法制機構的成員，也就成了現代國家觀念和自由民主的搖籃……市民階層的興盛時期是中世紀中期和末期，亦即當他們成為教育與文化的載體(哥特式、工匠詩歌等)的時候”。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首先造就了一批從經濟角度思考和行動、不斷追求自身利益和自由的人，這便是資產者(Bourgeois)。這些人的大特征之一便是對個人、對自身行為和作用的強烈興趣。這一時期，商人的賬本中開始夾雜有關個人經歷的記錄或者遺產分配的備忘錄，之后又逐漸有了家庭大事記和私人日記。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自傳文學與其他傳記文學作品諸如回憶錄等之間的根本區別在于，在自傳文學中，作者處于核心地位，在整個寫作過程之中，作者既是回憶的主體，又是被回憶的客體。正因為如此，有人認為，“資產階級自傳文學的歷史是以他們的主體史為前提的。”這一時期

的德國自傳文學反映了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新生階層的覺悟過程，是處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的個體自我覺醒的真實寫照。黑格爾曾把18世紀特定歷史環境下的個體自我覺醒稱做“人與自身的和解”，認為“人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知識，他的活動、權利、財產和他對自身信任的原則”自宗教改革起就開始誕生了，但由于德國社會發展的特殊性，尤其是17世紀的30年戰爭帶給剛剛崛起的資產階級致命的打擊，使得人的這種自我發現和“與自身的和解”過程進展得十分艱難。即使到了各種革新思潮風起云涌的18世紀，自傳文學中的自我覺醒在發展的同時仍充滿矛盾和潛在危機。

    概括而言，18世紀德國自傳文學分為建立于虔信主義基督教信仰之上的“天意引導”型和受啟蒙主義思潮影響的“心理分析”型兩種。后者由前者發展而來，與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同時又是對前者的反叛和超越。筆者在本文中所要嘗試的，便是從個體自我意識覺醒的角度出發，通過對18世紀重要的兩部自傳作品——J．H．榮一施笛林的《傳記》和K．P．莫利茨的《安東·萊瑟爾》的分析和評述，揭示18世紀自傳文學對于德國在特定歷史環境下個體自我覺醒的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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